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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打工者王保献：企业好了，收入才能好

     本报记者 朱磊

     “算算收支账？家长里短的，您让俺怎么说得清啊？”听到记者的采访目的，王保献笑着说。

     “那就说说您今年存了几个钱吧！”

     老王眼睛一亮：“今年的结余要比去年多，到现在手上已留了8000元，比去年多了几千元！”

     王保献是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人，去年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他辞工回到淮北，在老家附近的宝迪肉食品有限公司找了一份新工作。

     “公司刚开始每月800元工资，但俺是熟练工，很快就转正，现在每月能拿1500元左右了。”王保献笑道，“跟在外面打工拿的钱是差不多的，可外面拿2000元不比在这里拿个1200元啊，家门口打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天天回家，算算衣食住用行，哪样不省钱啊。”

     交谈中，乐观的老王也有不少担心。

     首先是物价。一提物价，老王就叹气，积蓄都得从牙缝里抠，为啥？“物价涨得太快！不说别的，咱淮北人爱吃的蒜苗，今年比去年涨了3倍，6元钱一斤，咬咬牙，俺们就不吃了。”

     其次是教育。老王的儿子上高二了，对于未来，老王说：“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小开支，就算砸锅卖铁俺也要支持他读书，不过说实话，家里就靠俺一人支撑，的确很辛苦。”

     老王还有一个期盼，是早日将自家3间小平房变成小洋楼。老王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但手头积蓄还买不到城里的小半间房子，在家乡盖楼房，也差得很远。俺不能总挤在那几间小平房里不是？”

     王保献最后说，“现在，工人就盼这企业增收，企业经营好了，俺们工作才能稳定，工资才能稳中有升。”

     ■富锦粮农孙圣海：让农民腰包有个“底儿”

     本报记者 朱隽

     33岁的孙圣海是黑龙江省富锦市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他们家5口人名下的土地只有5垧，但他“耕作”着的土地却有337垧。他一年的收支账，也要从这算起。

     337垧地里，67垧是孙圣海从同村乡亲们那里转包的，种的是水稻；265垧是从附近的前锋农场承包的，种的是大豆。同样的两种作物，却让孙圣海的收入在两年间经历了从峰到谷的变化。

     “主要是靠天吃饭，粮食收成没保障。”去年天帮忙，虽然水稻和大豆的价格都不算高，但土地的丰收给孙圣海带来了70多万元盈余。今年天公不作美，春天大旱和随后的连续阴雨让大豆产量只有去年的1/3，面对与去年持平的价格和5500元/垧的成本，一垧地孙圣海就要亏上2400多元。过低的价格让他不得不把打下来的大豆存在家里待价而沽。虽然今年的水稻实现了1200多斤亩产，又卖上了0.98元/斤的高价，扣除成本一垧地可收入6600多元。但是两相抵扣，孙圣海今年在种地上还是要亏将近20万元。

     在孙圣海眼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可家里的支出逐年走高。吃穿花不了多少，一年家里5口人有个万把块钱足够了。但是住、行、孩子教育费用、人际关系的开销越来越大。小孙家去年买车，今年在市里买了房，油费、汽车的维护费、房贷、物业费一年下来得6万多元。小孙的儿子上五年级，学费、书本费都已不收，但补习费却看涨，一年也得将近七八千元。当然，今年有一项消费让小孙挺开心，就是享受家电下乡政策买的冰箱，2700多元的价格享受了13%的补贴，他觉得挺划算。

     对将来的收入，孙圣海既有信心也有担心：大豆价格连年走低，最近不少农民都准备把种大豆的地改为种水稻，“希望国家对大豆也实行最低价收购，让农民的腰包有个‘底儿’。”他说，虽然近年农民种粮有各种补贴，看病有新农合，也有了养老险，但乡亲们还是觉得农业生产风险大，收入不稳定，后顾之忧还挺多。小孙希望国家能为农民建立更完备的保障网，让农民即使遇到天灾也能安稳地生活。

     ■重庆白领晓观：薪水单涨幅太少了

     本报记者 侯露露

     见到晓观，是一个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庆南滨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岁的晓观供职于重庆一家国际著名的金融公司，与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眼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产，没多久就听说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员工薪水单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会给员工发一份薪水单，列出当年员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将拿到的薪水。“薪水单发下来一看，涨幅少了，按惯例我下一年的薪水应该是每月6000多元，但实际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晓观并没太在意。真正让晓观感到危机的严重性，是在去年底，晓观所在的公司开始要求员工休无薪假，晓观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个节日。同样开始执行的还有低薪长假制，员工可自行选择休1年到1个月不等，每月薪水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为工作少了。晓观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两部分，一是给上市公司做常规年审，二是在公司上市过程中提供帮助，“以前两类业务量大概各占一半，近两年后者的业务量明显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许多企业会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审费。”

     今年10月，晓观收到了年度薪水单，“非常吃惊。”按惯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员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将升至1万元，但晓观的薪水单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丧，毕竟4位数和5位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尽管如此，晓观说他依然会留在公司努力干。晓观感觉一切在逐渐好转，“以后这样在工作日出来晒太阳的机会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单涨幅不会像今年这样让人难接受。”

     ■沈阳工程学院老师田旭：希望工资改革更到位

     本报记者 刘文波

     “宝宝，慢点走，别着急。”35岁的田旭一边说一边赶紧伸手去扶蹒跚学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应该的。关键现在养个孩子，费用高着呢，自从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长们都买进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还得添加各种辅食，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田旭说。

     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但身为沈阳工程学院技术经济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业单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稳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规划设计单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简单了”，田旭掰着指头算起账：衣食住行占总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商品房，贷款买的，还要月供还贷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这儿帮着看小孩，70岁的老人了，照料日渐调皮好动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办法呢？保姆不好请，就算请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读辽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家里家外连轴转，这一年忙得不可开交。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

     对收入分配，田旭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

     “中央和地方开展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还没改到我们单位呢。”田旭期待着下一步的工资改革能合理调整工资结构，体现工作的强度、难度和知识技术的含量与价值，“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价值，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

     ■昆明企业主肖静：盼给经营者减点负担

     本报记者 徐元锋

     “普洱茶正处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机，市场调整时间会更长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静淡定地说，虽然收入不稳，危机加重了经营困难，但也是一个优胜劣汰过程，“让我面对市场经营消费时更理性。”

     肖静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马王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现有七八个人，作为大益公司经销商，分别在昆明两家茶城拥有两个铺面。2003年从昆钢内退后，她和亲友组建公司进入普洱茶市场，2004年销售额还不到20万元。今年她开店的总费用都过50万元了。

     “这几年总体讲，经营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却很不固定。从成本上说：铺面租金从3万多元一年涨到7万元；给每个员工多花3000多元买养老、医疗保险；员工工资也从七八百元涨到一两千元。从收入上讲：2006年起，普洱茶经历炒作风潮，30公斤一件的茶叶被拉高到1.2万元左右，从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现在恢复到六七千元。”

     肖静说自己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账目是独立的。家庭开支基本固定：孩子已毕业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养两部车每年花两三万；今年4月买下的一处房产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盐的花销若干。以前老羡慕人家开大排量的车，如今觉得还是经济实用的最好。

     谈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静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劳动者的保障要求不断提高，“以前一些人对员工的保险能拖就拖，现在要交了，”这是好事；但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困难时国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对劳动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经营负担。解决就业的大问题终究还要靠千千万万中小企业。”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