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神教大起底，教主逃至美国

位于无极东路181号的这幢楼房，一楼租给了商户，开着一家“福运来超市”，二楼拉起了窗帘。超市里只有女店主一个人，听到“张立冬”三个字，她皱了皱眉头说：“这几天在新闻里听说这个人，不过以前从来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房子是他的。”女店主说，自己租的一楼面积有80多平方米，由于房子位置是县城的边缘，租金不算贵，每年1万元左右。当记者追问收租人是谁时，她说：“反正不是张立冬，收租人和张立冬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

张立冬家对面是一个在建的高层小区，有村民告诉记者，这块地皮就有张立冬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东关村村委会的证实。

2006年前后，张立冬离开无极，去了山东烟台。张立冬自称，他就是在迁居山东前后信了“全能神”教。一名和张立冬从小就认识的村民听到这个细节，不停摇头叹气：“他有儿有女，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就做出这样信邪教杀人的事来。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教主赵维山，美国豪宅里遥控传教

张立冬所信奉的“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等，该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于上世纪90年代从河南开始传播。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全能神”教的创立者赵维山是黑龙江省阿城市（现哈尔滨阿城区）永源镇人，出生于1951年，大专学历，原本是一名铁路工人，并非媒体所说的“物理教师”。1979年，赵维山经人介绍，与阿城糕点厂的女工付云芝结婚。1981年，他在黑龙江加入邪教组织“呼喊派”。从1986年开始，他以阿城为中心，在附近的尚志县、林口县等地区的家庭聚会点“讲道”，受到了一些信徒的追捧。据曾经参与侦破“全能神”教案件的河南省公安系统警官介绍，“很多教徒的前呼后拥”让赵维山很有成就感，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于组织能力较强，赵维山很快被任命为黑龙江地区负责人。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妻子付云芝被捕，并被劳教3年，后与赵维山离婚，改嫁他人。

1989年，因对黑龙江当地“呼喊派”其他成员不满，赵维山带着一批人分裂出来，成立了“永源教会”。1991年，“永源教会”在黑龙江的信徒已达数千人。同年5月8日，哈尔滨市政府宣布该教会非法并予以取缔查封。赵维山等人为躲避追捕，逃至河南省清丰县，投靠当地“呼喊派”人员。1993年，赵维山把“永源教会”改名为“真神教会”，自己成了最高领袖，一个邪教的雏形出现了。

在这个过程中，赵维山包装出一个“女基督”杨向彬。杨向彬1973年出生于山西大同县西坪镇，1990年前后，因为高考落榜受到严重刺激，患上了精神病。后来，杨向彬加入了“呼喊派”。1991年初，杨向彬精神病复发，开始说“自己被灵感动见到异梦异象”，并声称自己被“神的灵”附身，写下一段关于自己是“神”的话。赵维山意识到杨向彬的价值，将她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后来又将其发展成自己的情妇。1993年12月8日，赵维山与杨向彬在河南开封登记结婚。

赵维山选出了7个人，将他们称为神的化身，分别取名为“全能”“全备”等。赵维山自称“全权”，又称“大祭司”，负责行政工作，杨向彬则被捧为“全能神”，又称“女基督”，主要工作是写“神话”。两人的分工很清楚，杨向彬处在名义上的最高位置，仅是发布“神话”的傀儡，赵维山才是实际控制者。两人歪曲基督教“道成肉身”术语，称“道成肉身一共两次……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性，起名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女性，名字是女基督”；编造“基督已经降临了，但是降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这位基督不是二千年前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而是今天出生在中国河南郑州的女基督……是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的闪电”。

1997年，赵维山因从事邪教活动被捕，并被劳教3年。2000年5月，赵维山化名许文山携妻子杨向彬等人伪造证件，在河南办理护照，于当年9月潜逃至美国，继续摇控国内的邪教活动。2001年，赵维山以“宗教迫害”为由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并提交了“永久居留”申请。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赵维山和杨向彬逃到美国后，找人帮他们做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处理，这样一来，他们以宗教名义从事传播活动在美国就是不违法的，“我们正在寻求办法和当地相关部门展开合作，实施联合打击”。

现在，赵维山居住在美国纽约一个豪华别墅小区里。表面上看，他遵守美国的法律，深居简出；实际上，他精心挑选香港、韩国作为“中转站”，利用这两地距离中国大陆近、经济交流频繁、人员往来多的优势，继续遥控指挥中国大陆的“全能神”教活动，继续过着轻松敛财、大肆传教的生活。2012年，仅山东“牧区”交给他的“奉献金”就高达4400万元。为了不断扩大“全能神”的影响力，仅2013年，他就斥资1000多万元，在香港的多种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并买下一些街头摊位，向路人发放“全能神”教宣传资料。

“传教士”走街串巷的渗透

本刊记者看到，在赵维山多年来传教的“重点地区”，如河南省清丰县等地，现在都保持着对“全能神”教的高度警惕。清丰县政法委的一位领导透露：“对于‘全能神’教，总的原则是‘露头就打’——如果发现有人聚会、发传单等，我们就立即行动，情节轻的教育，重一点就拘留，影响特别恶劣的就判刑。但最近一两年都没有什么行动。”这位领导多次提到，现在清丰县信邪教的人“很少”。记者随机走访发现，当地“全能神”教的痕迹不多。无论是在县城骑电动三轮车拉活的老者，还是在田间收割小麦的老农，都表示从没听说过“全能神”教和赵维山；一家小电器铺的老板则表示，自己是在新闻里看到“全能神”教，对赵维山这个人也一无所知。

但在河南其它地方，情况不容乐观。在距清丰县城3元钱公交车程的濮阳城区，30岁的曹阳（化名）向记者讲述了母亲赵玉兰（化名）信教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名自称基督教徒的人走进了赵玉兰的生活，告诉她“耶稣曾经拯救人类，而现在，人类道德败坏，无恶不作，将再次灭亡，这次道成肉身的是‘全能神’，这是神最后一次拯救世人了……”对耶稣并不陌生的赵玉兰慢慢相信了这些话，开始和这名“传教士”一起早出晚归，回到家也只知道看“传教”的书和光盘。后来，“组织”还给她发了音乐播放器（MP3）、视频播放器（MP4），这让她的“学习”更加废寝忘食。她从此极少跟家人说话，即便有交流，也是满口的“全能神”。

一开始，曹阳和父亲很着急，就和赵玉兰辩论，“比如辩论是否有神，神造人属不属实，进化论、无神论、‘全能神’论哪个是对的，‘全能神’是不是邪教等。但是根本辩不出结果，只会加剧误会和冲突。”现在，曹阳听从网友建议，对母亲采取“不冲突，不对立，多关爱”的策略。在他眼中，母亲其实“善良纯洁，看不得打人骂人，看不得贪污腐败，看不得犯罪，只是思想被控制了”。

通过“传教士”们走街串巷的渗透与控制，“全能神”教的势力不断扩张。在隶属河南安阳的一个小村庄，村民王大鹏（化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村里虽不至于家家有人信，但确实有很多人信。”在王大鹏家，他的母亲孙小华（化名）曾在姨妈孙爱华（化名）的影响下成为“全能神”教的信徒。

“一开始我妈死活不信，姨妈就偷偷给我家丢字条，上面写着‘3天之后有贵人相助’。3天后，来了一个信教的神经病，这都是我姨妈安排的。所谓‘贵人相助’，就是帮助你躲过世界末日，只有信‘全能神’才做得到。见我妈不理睬，姨妈也不放弃，依然三天两头来我家，又是送菜，又是送面。她送东西，我们就不好意思赶她走了。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后来，我家做生意赔了钱，我爸总是喝酒，吵架。家庭矛盾一多，我妈就觉得她姐姐讲的那套有道理，最终加入了‘全能神’教。她进了这个邪教后，生意不管了，家人也不理了，还把家里的观音像、财神像扔了，因为有了‘全能神’，就不需要别的神了。过年的时候，她不让家人拜年、烧香、放鞭炮。为这些事，我们没少跟她吵架。”

见成功“收编”了妹妹，孙爱华又对外甥王大鹏动了心。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发生大海啸，这对“全能神”教来说是“传教”的好机会。孙爱华问王大鹏：“你知道海啸过后，为什么有人死了，有人没死吗？”王大鹏没好气地说：“信‘全能神’的都死了，没信的都没死！”孙爱华被这句话气得够呛，说王大鹏是“撒旦”，是“恶魔”。

瞄准“闲”人，抓住“末日”

记者在河北省无极县采访时，一位信基督教的老人告诉记者：“‘全能神’教不像我们在教堂里正大光明地聚会、讲道，而是关起门来聚会，偷偷摸摸地，而且胡说八道，把基督教都给传歪了、传坏了。”无极县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确认，无极县的确有“全能神”教的活动，招远血案之后，相关部门又进行了更细致的摸排，掌握了相关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全能神”教的传播特点。当地的邪教信徒中，没有工作的人和闲在家里的女人比较多。此外，在距离县城较远的村子里，“全能神”教的活动相对较多，而在靠近县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全能神”教往往难觅踪迹。一名村治保主任告诉记者：“我们村民都有自己的活儿要忙，哪有闲心接触这种歪门邪道。”另一名在县城开店的人也说，以前住在偏远的村子里，听人说过“全能神”教，自从到县城开店后，就没再听人提过了。

记者走访的这些情况，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证实。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信息，近年来，“全能神”教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迅速，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信仰，侵蚀着农村社会根基。某村支部书记是“全能神”教成员，在任期间拉拢整个村委会班子加入，全村70%的人加入了“全能神”教。

2012年，随着“世界末日”说法的流行，“全能神”教火速传播。2012年12月13日前后，河南广殊乡、罗陈乡、殷棚乡等乡镇“全能神”教活动活跃，经常有人上门宣传“全能神”教教义。其间，光山县罗陈乡金星村金国珠与另一名女信徒在邹棚村逐门逐户宣传“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地球上要死2/3的人，只有信神才能没事，不信就会被雷电劈死”。村民闵拥军受此影响，认为：“地球上要死2/3的人，我死了，光山县人也不知道我，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要不就白死了。”2012年12月14日7时，闵拥军拿着菜刀窜入文殊乡陈棚小学，砍伤23名学生和1名群众。

5天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北关村程宝生，因相信“世界末日”来临，持刀将父亲、妻子、儿子、侄女等4人砍死。程宝生当时37岁，有过精神病史，他对“全能神”教说的“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深信不疑，特意提前几天从打工地返回家中。18日，他在家中扬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准备离家出走躲避，家人出面阻拦，不断对其劝说。19日，程宝生突然拿起家中的菜刀，将4名亲人全部砍死。

2012年12月上中旬，全国共发生“全能神”教暴力抗法事件30起，在公安机关逮捕部分嫌疑人后，一些信徒冲击执法机关，以暴力冲击、围堵静坐、宣教祈祷、下跪等方式威胁放人。仅2012年12月6日至14日，就有江西九江、萍乡，陕西渭南，河南郑州、信阳等多地发生教众滋事聚会事件，打伤多名干警，数辆警车被掀翻。当地的派出所也遭到信徒冲击，最多一次人数多达千人。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10月12日至12月25日，全国共发生“全能神”教公开聚集滋事活动4365起。

“全能神”教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1993年—1995年发展初期，“全能神”教发布了《全能神摸底铺路细则》，制订所谓“前期工作宗旨”：在国内本土教会“老地方”（基督徒聚会处）和“呼喊派”中发展成员，利用“老地方”信徒太保守没有活力和“呼喊派”认识混乱、缺乏完整理论根基的弱点，引诱他们接受“女基督”的观点。“全能神”教在此阶段的宣传手段比较粗糙，容易被识破。主要手法是从基督教信徒口中打听当地知名、常在外的传教者家庭住址，然后从门缝投书，有时会夹带一些钞票，后来还采取过将目标软禁起来，用女色勾引并伺机拍照，威逼就范。

1995年后，“全能神”教把目标对准那些《圣经》根基不稳固的大学生信徒和部分经商人士，提高了组织成员的文化素质，增加了经济收入，为该组织在各地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此后，“全能神”教呈现出向城市发展的迹象，并将传教目标转向现任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其在《关于接纳加入教会的原则》中称，“尤其对那些干部、科技教育人员更要有极大的耐心带领”，“他们一旦进入了真理，都是有用的人才”。

2001年后，“全能神”教的毒瘤扩散至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手段趋于诡秘和凶狠，并将工作目标转向其他邪教组织，如“二两粮”“门徒会”“四福音派”“灵灵教”等。这些邪教组织本身理论基础不坚实或存在一定问题，无法抗拒“全能神”教诱惑和威吓，最后大多并入“全能神”教。

在海外，“全能神”教将目标对准了当地的华人群体，并在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部。《中国宗教报告（2013）》的数据指出，“全能神”教在香港已经发展了2000余名信徒。招远血案发生后，台湾的基督教界就呼吁两岸共同打击“全能神”教。

严密的等级结构，完整的敛财程序

支撑“全能神”教迅速蔓延的，是一套严密的等级结构。“教主”赵维山设置了许多部门，协助他处理“教务工作”。早在1993年，赵维山就将全国划分为中原区（发源地，又称“圣地锡安”）、华北区、华东区、东北区、西北区、华南区、西南区等七大“牧区”。每个“牧区”下又设“片”，“片”下再设“教会”，每一层组织之下都有专门的“传教士”来拉拢和发展教徒。2006年，赵维山在河南召集聚会，把自己上升为“圣灵使用的人”，成为权力金字塔的塔尖。2012年5月，“全能神”教又将全国调整划分为湖广、浙闽、川贵、苏皖、全豫、晋冀、陕甘、山东、辽东等九大“牧区”。

为了应付政府的打击，赵维山拼命加强“营销队伍”，先是成立了电脑组和翻译组，后又成立了文字修改组、校对组、设计组、朗诵组，并任命了6名监察员组成所谓的国内核心领导机构——“监察组”。这些小组控制着信徒，也挥霍着从信徒那里收敛来的不义之财。在这样严密的组织架构下，赵维山对信众进行精神控制。

“全能神”教发挥了信徒的最大能力，每个成员不论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都要为“女基督”行动起来。有文化的可以重点培养；年轻女性可以色诱他人入教；老人或小孩可以利用亲情拉家人入教；为拉人入教，甚至可以使用合伙欺骗、加入传统教会卧底、合伙绑架拐骗等手段。这种不计后果的疯狂扩张手段造成“全能神”教的急速壮大。

参与侦办“全能神”教案的干警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全能神”教成员入教前都要写下语言偏激的“保证书”，例如“不信教，天打雷劈”“一天不跟人传教，就不得好死”等。“全能神”教还组建了“执法队”，一旦有人退出，就会遭到惩罚。2010年，河南一名小学生被发现死于柴垛，脚心印有闪电标志。经调查，其家属意图脱教，“全能神”教于是实施报复，杀害无辜孩子。

“全能神”教作为赵维山谋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有完整的敛财程序，以“为‘神’工作就要向‘神’奉献一切”的名义，向信徒收取“奉献款”。收取时间一般在聚会时，钱财逐级上交，并贯彻“收款返条”的原则，以示“奉献款”不是被收款人占有，而是交给上级。郑州一名信徒家属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她看到过婆婆带回家的一张收据，“不是100元就是200元”。而对于收入较低的人员，“全能神”教往往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生活用品，以帮助其改善经济状况、解决困难等为名进行感情拉拢，入教后再进行邪教思想渗透，并诱导其发展下线。

冒称佛教、道教、基督教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在传统宗教复兴的同时，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邪教和非法气功组织。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我国邪教组织的界定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清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十几年前，公安部认定了一些活跃程度较高的邪教组织。“这些邪教分别属于3个系统。”王清淮说，“法轮功虽然冒名称‘佛’，实际属于道教系统，以养生长生为基本教义；观音法门托名佛教，是一种典型的‘附佛外道’，以大言欺骗世人；其他各宗邪教都属于伪基督教系统。”

这些组织经过长时间发展，有些已被打散，有些出现分化。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国内较活跃的邪教组织，除法轮功和“全能神”教外，主要有：

“血水圣灵”，全称为“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总部设在台湾台北。其头目左坤，1930年10月26日出生，祖籍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1949年，左坤随国民党军败逃台湾，1965年加入“新约教会”，1988年因与“新约教会”核心骨干洪三期内讧，另创“血水圣灵”并任董事长。该组织在台湾、美国等地建立教会及聚会点，并且从创立之后就渗入大陆境内，在大陆建立了10个大区、近200个片区。如今，左坤已取得美国国籍。

“统一教”是一个国际性邪教组织，由韩裔美籍人文鲜明创立，以正统基督教自居。文鲜明1920年1月6日出生在朝鲜，1954年5月1日在韩国汉城（今首尔）创立“统一教”，称自己和妻子韩鹤子是“真父母”。2012年9月，文鲜明因病去世后，韩鹤子实际掌握“统一教”大权。“统一教”宣称拥有400多万信徒，在138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近1300个教会，是一个拥有庞大跨国经济集团的世界性邪教组织。“统一教”在美、日、韩都设有本部，在中国的港台地区设有教会机构，长期将我国作为其发展重点，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以投资赞助、旅游、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等名义，频繁对我国进行渗透，企图在我国发展组织，扩大影响。

“全范围教会”又称“哭重生”“重生派”“懊悔派”等，由河南镇平县人徐永泽于1984年4月在平顶山创立（一说1976年）。信徒也称徐永泽为“徐大叔”，他曾两次被打击处理，2000年5月获释后潜逃出境，前往美国。目前，其对境内组织的控制力已被削弱，但在获取境外宗教势力支持后，正试图恢复其影响力，其活动特点是组织大规模跨区聚会活动，如2009年11月17日在山西省朔州市召开“年会”，有16个省区市的信徒参加。另一个特点是与境外反华势力和境内“维权律师”相勾结，对抗政府对其司法处理工作。

“观音法门”组织是由释清海于1985年创立，1988年4月正式在台湾注册。释清海原名张兰君，自称“清海无上师”，她1950年出生于越南，祖籍广东，其教义被台湾佛教界视为附佛外道。她在多个国家设立60余个“小中心”，联络人300余名，遍布世界各大洲。从1989年开始，该组织向大陆渗透，活动几乎遍及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门徒会”又称“蒙福派”“二两粮”等，由陕西耀县石柱乡韩窑村农民季三赎（又名季三保）及其“十二门徒”于1989年在陕西安康拼凑而成。该组织宣扬“世界末日来临”“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1990年至1992年，该组织被取缔，季三保等人被逮捕。1997年季三保因车祸死亡。该组织目前在国内农村和偏远地区活动活跃，信众基数庞大，超过百万。

除上述邪教外，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李安平还提到：“灵灵教、华南教会、被立王、主神教、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圆顿法门、新约教会、达米宣教会、天父的女儿等邪教组织在我国也有传教、聚会、滋事等活动，广大群众要注意防范其危害。”

五大因素造成邪教的传播

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邪教产生的历史原因。“‘不信科学信巫神，不盖小学盖庙堂，不办文化修祖坟，不进医院求神灵’的思想自古有之。”李安平说，“而今天，各种现代迷信活动，不仅在农民之间盛行，就连一些公职人员也难以避免。每当社会活跃，或有震荡、变革之时，一些封建迷信沉渣就会泛起，给邪教以可乘之机。”一些反传统、反社会和反政府的人便趁机自立为邪教教主，拉帮结伙，甚至勾结黑社会来壮大势力。他们为了蒙蔽群众、谋取私利，打出宗教的旗帜，给自己的头顶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

经济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邪教产生的时代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部分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使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错误认识。过去计划经济或传统社会的模式给他们提供的规范或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即“失范”。“失范”引起社会心理的普遍性“失衡”，“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失范”。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在身心受到挫折时，精神的天平开始向宗教或准宗教倾斜。而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精神世界空虚等原因，向非理性组织靠拢，追求超常的心理体验。邪教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适时扯起宗教自由的大旗，打着正规宗教的幌子，散布歪理邪说。

例如，邪教组织散布“世界末日论”“道德堕落论”，法轮功打出“真善忍”“强身健体”等招牌。“呼喊派”骨干吴扬明则利用《圣经》中“被立”一词，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

而邪教和科学联姻，更增加了对人们的迷惑性，这是邪教产生和传播的心理原因。李安平说，当现代科学对许多自然现象目前还无法解释、对一些疾病无法治疗时，有些人就求助于神。邪教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大肆宣扬特异功能、包治百病等，欺骗群众入教。

“这其实就是成年人的‘巨婴现象’。”王清淮告诉记者，邪教所谓的“教义”荒诞不经，连3岁儿童也骗不了，所以他们不骗儿童，专骗那些智力正常的成年男女。“婴儿体型巨大，不是营养过剩，而是营养不良，毒奶粉喂出‘大头娃娃’，毒思想滋生出邪教教徒。当‘婴儿’习惯了吸收含毒的滋养品之后，对正当的、正常的营养物质一概排斥，有些人因此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邪教得以生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困难。李安平向记者介绍：“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对人的管理主要是单位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人员的流动性、个体性不断扩大，‘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相应的社区建设、人员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员的管理则很薄弱。”李安平说，很多邪教组织被取缔之后，改个名字就从头再来，打着宗教名义非法传教，处理起来很困难。

此外，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使处理邪教工作更加复杂。当今，活跃在我国的多个邪教组织，都与境外势力有关。如新约教会、观音法门、统一教、灵仙真佛宗等组织本身就是境外传入我国的邪教组织，他们打着各种幌子对我国进行渗透。西方国家还经常利用邪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每当我国加大对邪教组织处理力度的时候，也是西方指责我国人权问题声音最多的时候。”李安平说，“这些社会环境下的复杂因素，都决定了我国与邪教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区别正规宗教与邪教？李安平认为有5个标准：第一，受我国宪法保护的、公民可自由信仰的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均在规定宗教场所内开展活动，但邪教往往采用地下家庭教会的方式传教；第二，正规宗教崇拜的教主都是观念性的人，而邪教一般是崇拜活着的教主；第三，正规宗教的教义是传统的、经典的，邪教往往是篡改部分正规宗教教义；第四，正规宗教不强制捐赠，而邪教为传教大肆敛财；第五，正规宗教不危害社会稳定，邪教教义、思想都与现实社会和政权对抗。